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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书记被非法关押8年,概念形成的前前后

文章作者:中国近代历史 上传时间:2019-10-01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因之,对文革史的研究在内在逻辑上就成为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存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一部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治史力作

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的事情。毛泽东对彭德怀上书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进行修改时,写下了这样一些话:“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提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代表人物”这个概念,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阶级斗争问题引入到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进程实质上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而对文革史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文革史是近年党史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如果较真儿点说,具有学术功力的佳作却不是很多。《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再版)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文革史研究尤其是文革冤案研究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对文革冤假错案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文革的冤假错案,其思想意义和学术含量并不只是像为某位同志平反昭雪那么简单,也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无论是颠倒黑白的冤案,无中生有的假案,还是捕风捉影的错案,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最极端的形态。这些冤假错案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包括了案发时的政治环境、执行者的政治素质、程序性制度和非程序性制度的交互作用、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等等方面。所以,一个典型的案件,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研究一个典型的文革冤案,不仅可以获取当时所以形成众多冤案的历史信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认识文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又向前迈了一步。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毛泽东这次讲阶级斗争时,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出了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同时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

赵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是专家治史之作。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其特点是以史为重,特别强调史料的全面、史实的准确。这本书的作者恪守史家本分,对赵健民冤案,本书不是就案说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云南文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说是一部云南文革简史,一个从多重角度解读文革的典型个案。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再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了,而是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党外也有,因此称之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

值得指出的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的认识是一致的。

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史问题。即清查叛徒、特务、内奸、历史反革命等各类埋藏的阶级敌人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等。二是政见分歧。即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夺权的问题。如所谓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等;三是文革冲突。即对文革运动的政治态度问题,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意见不合的问题。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铸案、杨、余、傅事件等。

●毛泽东形成了党内有“豺狼”的认识

从道理上讲,这三类案件的问题起因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第一类问题虽是翻历史旧账,但性质最严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第二类问题虽然上纲上线很高,但终究还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性质;第三类问题是由文革运动本身造成的矛盾冲突,虽然声势浩大,行为激烈,但问题性质还是属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认识范围。所以,真正能在政治上致人于一败涂地的还是搞历史问题。所以,把现实问题搞到历史上去,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来做历史文章是历史上党内解决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说,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无一不是历史上有污点,政治上反动,文革中有罪行。赵健民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个案例。给赵建民罗织的六条罪名,全然是编造出来的。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发现,基层干部中问题很多,这反而使他形成了对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基层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修正主义分子手中,而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有根子,“朝里有人”。他把阶级斗争的眼光,由基层移向了中央,认为必须先在中央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结束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防止修正主义的试验,决心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全面解决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当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就对要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由于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是作为修正主义的路线提出的,在各地各单位都有代理人,所以,赵健民个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遭遇。书中所述的赵健民冤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刘少奇和各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的云南版。历史上,赵健民在革命战争时期被捕期间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中组部和中监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审查结论。文革初期,红卫兵调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证明。再者说,康生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对赵健民的历史情况是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不顾事实,一口咬定赵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于文革运动的政治需要。所以,赵健民被关押起来后,对其长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审,不让申述。或许这也说明,本人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要他当文革的牺牲品。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4年底已经形成了这个认识。他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他认为:中央一级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豺狼,基层阶级敌人是狐狸。搞掉了豺狼,狐狸就好搞了,可以慢慢地清。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透过《康生与赵健民冤案》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

●毛泽东提出“走资派”概念时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

本书提供了一个反映、观察各省市领导干部文革境遇的视角。如果说,刘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共性特点的话。那么,地方领导干部的走资派境遇,则反映了文革运动在各地发展的个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对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许只是要他们解决政治上跟谁走的问题。然而,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地方大员多处在风口浪尖上。对上,他们既要紧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处理地方的混乱局势,应付这场他们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对下,他们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直接冲击的对象,又要表态对运动的支持。这样,他们犹如是风箱之中的老鼠,在两头挤压的夹板中,左右为难。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干部阶层在群众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的情况。所以,就政治运动史的研究角度而言,这些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或许是最有信息量的。

正是在1964年底召开、在1965年初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而在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无论路线亲疏,无论观点左右,都被认定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在造反夺权运动中,这些省市一级的走资派,处境最为难堪。云南的赵健民冤案,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这批干部的文革境遇。书中讲述了云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斗的情况。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后台的赵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饱受牢狱摧残。由此可见,人为虚构的阶级斗争一旦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破坏力量。

争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重点时发生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此时已经形成了“走资派”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大批干部。”地主富农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说,要把“四清”概念改变,由“清仓库、工分、账目、财务”变为“清思想、组织、政治、经济”。这实际上已经把“四清”提到了政治的亦即阶级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则不同意毛泽东改变“四清”概念的意见而坚持原来的“四清”概念。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毛泽东意见的话来,甚至有时也随声附和毛泽东,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赵健民冤案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

毛泽东不仅对刘少奇的观点十分反感,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也十分反感。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时,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不讲民主。他说:“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式。这是文革的劫难给全党的重大历史教训。实际上,在文革进行中,许多干部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书中可见:1967年3月1日,赵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长康生面陈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赵健民这种做法本是按照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中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赵健民没有想到,当时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同志,刚刚因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手段,夺得中央领导机关的权。这导致了赵健民的八年牢狱之灾。文革使广大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这场广大干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难,让全党懂得了党内民主的真正价值的宝贵。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的争论,虽然以刘少奇服从毛泽东而结束,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本书推进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

●毛泽东认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

发动文革,原有进行一场全国反修防修演习的练兵之意。(《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但被文革动员起来的群众,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群众自己打的不可开交。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一种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破坏力量?这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赵健民冤案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

由于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中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考虑要整中央的修正主义,而中央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谁呢?毛泽东认定是刘少奇。但他认为,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谈到文革的危害时,人们自然地要与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康生等人的罪行联系起来。仅以康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康生夫妇在文革中点名诬陷的共819人(包括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中点名诬陷的239人)。但如果笼统地把文革灾难统统归结给他们,实在也太抬举他们了。这实际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因为文革所以能够形成这场举国皆狂的运动,无论是林彪之流,江青之流,还是康生之流,都是不够份量的。即便是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也不是事事都能随心所欲的。运动中的各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过过激行为。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也未必没有整过别人。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成为当时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所以,在历史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符号化,只会模糊和钝化我们的历史意识,让我们在一堆脸谱化的人物中获得心理解脱,失去了对自己历史反思的能力。

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毛泽东在1966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在全党下发,随后又在全国各报刊上公布,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也在全国广泛传开了。各地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把要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游街示众。他们夺权,也称之为“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从此全国陷入了动乱之中。

实际上,脸谱化是一种思想的幼稚化。以赵健民冤案为例。许多书上都说是康生单凭相面,就断定赵健民是叛徒。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康生是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在山东工作多年,主持过审干工作,与赵健民早就相识,对赵健民历史上被捕的历史也是知道的。所以,打倒赵健民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根据证明,打倒和拘捕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并非康生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至于康生当场胡说我四十年的革命是有敏感的,我凭敏感看你就是个叛徒,完全是故作高明的讹诈,用以恐吓和震慑对方的伎俩。所以,赵健民本人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冤案归咎于康生一人,他认为: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赵健民访谈录》,《赵健民文集》)

毛泽东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对“走资派”,要允许改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他还提到党内也可以有派。他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党内也可以有“走资派”。既然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党内矛盾。对党内矛盾,就要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曾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不赞成,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虐待俘虏。尽管对于文革的真正错误和危害来说,这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他提出了一个从人性看文革的视角。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 云南这场以赵健民冤案为中心的大规模迫害运动,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提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一笔抹煞。”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走资派”一词。相反,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犯了路线错误,“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的国家。文革以我们民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时下还常常听到一些对文革的溢美之词。有的出自不谙历史的青年人,有的却出自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历史的失忆,不仅发生在下一代上,也发生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身上。这说明,对文革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当然这种反省,不是要纠缠于历史的错误,而是要从错误中汲取历史教训,从历史中走出来,更好地向前看。或许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

●从打倒“走资派”到解放老干部

(作者王海光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昆明军区原司令员张-秀将军、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分别为该书作序)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鉴于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林彪事件后,由他亲自提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那以后,“走资派”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的次数很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走资派”一词,不再见于报刊,动不动就给干部扣上“走资派”帽子的行为也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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