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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制利,义利价值权重与治国价值方针选择

文章作者:历史视点 上传时间:2019-11-12

On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Rightness and Benefit in Governing 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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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朋友圈儿里有人发了个找孩子的消息,接着议论就来了,有骂街的,又tm糊弄人,哪儿有的事儿啊;有力证这事儿是事实的,说确有其事;还有就是像咱这样的,我又没看见,也无暇去调查,干脆不置可否吧。

荀子是战国末期,最后一位大儒,又被尊为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细考起来荀子的思想颇具特色,最为现代所称道的是,荀子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位具有典型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大儒。荀子在孔子提出“仁”,孟子提出“义”之后,着重强调了“礼”。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分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原发信息:《道德与文明》第20173期

大家反应这么强烈,就是近来网上总是有各种坑蒙拐骗偷太多啦。纵观社会,道德失范,假恶丑沉渣泛起,分配不公的社会呼声增大等诸多社会问题。

荀子将制止性恶的方法,归于用“师法之化,礼仪之道”,达到“出于辞让、合于文理”的目的,构建在如是观念基础上的义利观,使荀子提出了与孔孟的避谈“利”的不同态度,

内容提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问题。论者一般都将这个问题归于人生价值观或人生哲学的范畴。其实,传统的义利之辨和义利观还有另一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层面,就是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是“重义”还是“重利”,是“由义”还是“离义”。它通过制度、政策和执政者自身行为而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由此造成两种不同的社会效果:治世或者乱世,利民或者殃民。

功利主义泛化,功利意识越位,人情冷漠,人际关系扭曲,这种片面的重利轻义行为,使得贬义扬利已成为我们全社会的问题。我们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怎么就成这样了?大家说不清楚了,只好读读书,找找祖先的智慧。

1.荀子不避讳谈“利”,肯定人欲及图利的客观性。

关键词:义利观/上重义/上重利/由义/离义/公正

义、利一直在整个中华传统道德理论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是道德理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

荀子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从客观上承认人皆有所欲,“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这和孔孟“罕言利”形成鲜明的对比。荀子不忌讳谈利,在《荀子》一书中,“利”作为独立概念出现的次数甚至超过了“仁”和“义”的出现次数,与荀子主张奉行的“礼”不相上下。甚至公开提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利益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怎样处理利益关系就有了所谓“义利之辨”。当人们以何种价值取向处理所面对的利益关系时,也就产生了义利关系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由事实上的利益关系上升为价值上的义利之辨。所以,宋理学家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朱子语类》卷十三)。而人们怎样处理义利关系,就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它规定了人们行为乃至人生的价值取向,也规定了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因而“义利之辨”和“义利观”也就成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

“义”是对道德准则的概括,“利”则指物质利益。

荀子认为,正是因为人具有贪图利的本性所以才需要“仁”“义”“礼”这样的伦理准则加以约束,荀子通过对“利”的分析和论述,直接为其主张的“仁义”“礼仪”找到了依据。

“义利之辨”,儒家最为重视。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这是对“义利之辨”在儒学体系中的学理定位。除了儒家的义利观,还有墨家和法家的义利观,而道家较为独特。老子从其特有的“自然无为”的道德本体论出发,既主张“绝仁弃义”,又主张“绝巧其利”,在形式上对“义利之辨”持超越和否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中,孔子首先明确分辨了义利二者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价值观上更强调义,认为君子必须明白而且喜好义,以义为本,反对见利忘义,人一旦一味追求私利,即成为“小人”。

2.荀子不避讳取利,主张以义制利。

义利观有一个主体问题,即谁的义利观?有执政者的义利观和社会个体的义利观。这就区分了义利观的两个层面: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体现为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体现为人生的价值方针和价值取向①。例如,当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时,指的就是应以“仁义”为治国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而当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时,指的就是人生价值取向。前者用来“治国”,后者用来“治心”。当王夫之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时,这里所说的义利观是指人生价值观;而当说:“义利之分,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尚书引义·禹贡》)时,则是指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显然,传统的“义利观”确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论语•问宪》),认为见利思义是品德高尚的完人的重要准则。所以孔子在强调义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但反对不义而富,认为义利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两者发生冲突不能兼顾时,舍利取义。

荀子承认了“利”,不避讳谈利,但在义利取舍上荀子仍然坚持了孔孟重义轻利的立场,有所发展的是荀子在重义的同时提出了“先义后利”的主张,他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

对于传统义利观的两个层面,论者一般都关注人生价值观或人生哲学的层面,而忽视“义利观”在执政治国层面上的意义。其实,执政者在治国的价值方针上同样有一个“义利之辨”和义利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执政者的“义利观”或曰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其重要性要超过个人的义利观。它不仅关乎如何正确处理统治者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大众利益的关系,而且还关系到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学界对义利观的人生哲学层面多有论述,因而本文将重点论述治国理政层面上的传统“义利之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尚义贱利的思想,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在这里荀子将“先义而后利”作为治国手段,体现了荀子在对待“利”的问题上的开明,表现了荀子不避讳谈利,主张以义制利的基本态度,也使被原则化的“义利取舍”问题变得更为现实和复合实际。

一、作为治国价值方针之“义利观”的“重义”原则

与儒家思想对义利观的认识不同,以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强调重利轻义。管子说:“仓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讲仁慈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说:“好利恶害人之情也 。”(《二难》) 肯定生民欲“利”,主张以法治国,重赏罚,轻教化,只需讲利,不必言义。

3、荀子义利观含有朴素辩证主义思想

作为社会治理层面上的义利观,各家自有一说。墨家主张以“利人”“利天下”之“义”(具体化为“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为社会价值导向和治国价值方针。法家主张以“明法度”——“行公义”为治国之道。而主张“德治”的儒家则提倡“上重义”为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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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前秦儒家集大成者,其在百家争鸣中,根据社会发展矛盾的转化,在继承孔子思想的体钵的基础上,以朴素的辩证思想发展了儒家义利观,将义利关系由,孔子的“罕言利”和孟子的“何必曰利”这样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主次”关系,甚至是可以针对不同环境,可以“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

在儒家,其创始人孔子首先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提出了他的“义利观”。但孔子的“义利之说”重在讨论如何“成人”即人生价值取向方面,没有用“义”“利”概念来表述他对治国理政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的看法。但这并不表示孔子没有这一方面的思想。当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就表明他主张要以道德作为社会价值导向。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重视执政者自身的德性德行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作用。“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尤其重视“上好信”。这关系到统治者的“公信力”问题。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有三件事很重要,即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又问,不得已而去哪件?孔子认为,兵、食都可以去,唯独“民信”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丧失了公信力,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就站立不住了。而要使“民信之”,必须“上好信”。孔子的这些话,用荀子的话来概括,就叫做“上重义”。“上重义”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对此,荀子用“义利之辨”的理论做了明确的论述。

墨家学派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的义利观。墨子把爱私利、道德和利益结合起来。他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墨子强调二者的结合,或说义利并重。荀子阐述得最为深刻,他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承认人的物质利益,主张义利两有,二者都不能否定,但是,他主张“以义制利”(《正论》),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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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欲利”与“好义”是“人之所两有也”。而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执政者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义胜利”,或“利克义”,由此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进一步论述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这里,荀子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治理社会的执政者,究竟应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荀子这里所用的“重”字,不是量词,而是指何为“优”的价值权重,也就是指价值优先原则。就是说,既然“好义”和“欲利”都不可“去”,那么在“义”和“利”之间,孰为优?他认为应以“义”为优,也就是应以“重义”—“义克利”为价值方针,并认为“上重义”—“义克利”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治理社会的具体制度、政策和执政者自身行为上。荀子明确指出:以“上重义”—“义克利”为治理社会的价值方针,“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杨倞注:皆谓言财货也),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園。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不与民争业”,也就是执政者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与民争利。反之,“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这是说,执政者多聚敛财富,加重民的负担,使民不堪重负又复诛之,《王制》篇谓之“上溢而下漏”。如此“重利”则社会必乱。总之,“上好义则民闇饰矣(王念孙注:自修饰不敢放于利而行也);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上好富则民为利而甘冒杀生风险)。二者乱之衢也”。治乱之分野就在于执政者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价值方针。据此,荀子提出了在社会治理上的义利观模式——“重义轻利”。他说:“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可见,“重义轻利”首先是执政者所应尊崇的价值原则。应该指出,荀子主张统治者应以“重义”为构建制度、制定政策和自身行为的价值原则,实际上是主张应将“重义”而非以“重利”作为社会的价值导向。这在孟子那里也曾有过论述。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之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治国应以“仁义”而不能以“利吾”为价值导向。不然,“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里所说的义利关系和义利观,显然也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在“义”与“利”何者价值优先的问题上,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实际上主张以“先义而后利”为社会价值导向,似乎也主张“义克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政策上,就是所谓“仁政”。荀子在社会治理上的“重义”价值观,是对孔子和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总起来说,早期儒家思想中关于义利的分析和论述对我国影响深远。传统义利观的主流继承,发扬了孔孟的思想,义利二者并没有割裂开来,更多的是强调义利的统一。在义的方面,强调绝对的义,以义为重;在利的方面,强调公利为先。在价值取向上,以公利和整体利益为重。传统义利观揭示了义与利是社会中,特别是人生过程中的客观矛盾,具有合理性,确立了正确解决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肯定了义与利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别,强调了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为人摆脱物的奴役和确立主体地位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和途径。

荀子使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与时俱进,虽不及杨墨,但学说日趋完善,地位得到巩固,其意义不容忽视。

所以嘛,义大利,这才是正途,见天儿利大义,嘛事儿都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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